殷子涵

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青年毛泽东作为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在他感召和引领下，一批先进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经受了锻炼，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他通过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系列活动，带领广大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领导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厂矿山，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出席党的一大后，领导湖南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大力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深入持久地领导工人运动，使之得到迅猛发展，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

一、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首先要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传播到中国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和前途,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全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期间,“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起的作用最大，毛泽东虽然没有“南陈北李”那样具有全国性的影响,但他在湖南,与各地共产主义者相呼应,对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起成立新民学会，逐浪新潮探索救国真理

青年毛泽东耳闻目睹国家的悲惨命运、社会的剧烈动荡、人民的深重苦难，促使他立志寻找救国真理，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他曾投笔从戎支持辛亥革命，在那里“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在省立第一师范度过五年半“修学储能”岁月；饥不择食地读过改良派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革命派的《民报》和《民立报》，读过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创的《新青年》。毛泽东深感文该结交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1918年4月14日，他和蔡和等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立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会规。学会集中了一批“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愿为改造国家和社会成就一番事业的先进青年。毛泽东曾写道：“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1918年夏，即将毕业的新民学会会员面对军阀混战，在饱受摧残的乱局中感到迷茫。毛泽东等商议决定学会向外发展，寻找出路，探求救国真理。他提出我们的同志，要存一个“向外发展”之志，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去开辟一个方面。然后“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2]。他和蔡和森发起新民学会会员和一些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支持他们赴日、赴南洋、赴俄勤工俭学，到能够实现远大理想的地方去。同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来到北京，把主要精力放在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上。毛泽东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辩证地看待中西方文明，这种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的但是和气魄，使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能够成功地走出一条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后，毛泽东即成为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人。从此，学会以毛泽东与蔡和森为首，分成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他们通过书信往来保持密切联系，使新民学会在思想上、组织上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二）经受五四大潮洗礼，引领一批青年朝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

1919年5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组织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长沙各校成立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学联。毛泽东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3]。在他的领导下，6月3日，长沙20所学校举行总罢课。接着，当地又开展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学生和工人普遍发动起来，使反帝爱国热潮在湖南全省沸腾起来。[4]

此时，为进一步推动学生运动的发展，经毛泽东提议，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聘任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为办好这个刊物，毛泽东呕心沥血，尽心竭力，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撰写了40篇文章，同时还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时还要到街头去卖。他在《创刊宣言》中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他认为各国人民的解放，“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他激励大家解放思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毛泽东在领导湖南人民斗争中，他那所向披靡的气概、无所畏惧的精神及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在他的感召和引领下，他们经受了锻炼，走上革命道路，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

（三）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已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毛泽东此次进京，曾多次与李大钊讨论赴俄留学一事。毛泽东在1949年进京前，曾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与邓中夏、何孟雄等也有密切交往；毛泽东此次来沪，与陈独秀有过多次交谈。他曾“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5]。在他们的影响和指导下,毛泽东决定回长沙后要广泛而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共同发起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型书社—文化书社。不久，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发起筹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8月22日，毛泽东在筹备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109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会议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决定三项工作：“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9月15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文化书社召开。大会推举毛泽东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和文书事务。此后，会员们发表了不少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而湖南的《大公报》，经毛泽东推荐，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等外地报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对湖南进步青年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正确主张

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邓中夏、李达等都曾提出过建党的正确主张，根据现有资料，研究毛泽东早期的建党思想，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主张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彭璜、何叔衡、贺民范等人将他们创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命名为“共产党湖南分部”,列为陈独秀创立的共产党的一个细胞,有毛泽东给蔡和森信佐证。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高兴地、也很自豪地通报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这个“党一层”,应该包括“共产党湖南分部”在内,因为在同一信,毛泽东鲜明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吾党”二字显然是指陈独秀组织的共产党,当然也包括了“共产党湖南分部”。这是文中应有之义。否则,“吾党”二字就不是自家人能够使用的词汇了。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是党的指导思想。这个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中居于首次提出的特殊重要地位。在同一信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特地注明“《共产党》月刊第1号所载‘宣言即仲甫所为’。”这个宣言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湖南分部”就是按陈独秀等人起草的“宣言”所揭示的纲要组织的。陈独秀与李达常把上海建党建团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党纲草案10条、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时寄给了毛泽东(张文亮日记,1920年11月17日、1227日),毛泽东、彭璜、何叔衡、贺民范在组织“共产党湖南分部”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得到了陈独秀及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还有,蔡和森给毛泽东来信,早已确定“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称谓。毛泽东的复信也已表示“深切的赞成”,“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名称,定为“共产党湖南分部”,也是顺理成,履行承诺。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主张集中反映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在新民学会上的发言。他对建党思想的贡献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较早地提出组织共产党，阐明了建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早在1920年2月，毛泽东就提出：需要组织一个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革命团体，以便领导中国革命，“操战胜攻取的左券”[6]，同年9月，他更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党，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他指出，我们要从事于根本改造中国之计划与组织工作，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即建立共产党。

（二）阐明了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领导核心，这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情形看来,须先组织,然后……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这个党应是“和俄一致的党。[7]毛泽东认为蔡和森说出了自己的建党主张,所以极表赞成.他在192。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两封回信中,充分肯定了蔡和森所提各点,说:“见地极当”“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三）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建党以前,各地共产主义者曾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除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外,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也很流行。毛泽东对这些主义进行了研究、比较,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发展中国革命。1920年7月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主张实行马克思式的俄国式的革命;肖子升则表示“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革命”。他们都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回信中明确表示“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

（四）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一切改良主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和完成革命。

早年毛泽东在近代思维方式变革中形成的这些思维特色，对于他后来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在1920年，关于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新民学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蔡和森一派主张实行俄式的即马克思式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一派则倾向于采取无政府改良主义。面对这样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毛泽东终于对蔡和森一派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那时候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已有相当的了解，但是他作出这一决断，主要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出发，而是依据于“事实”——社会实践经验的事实。他说萧子升等人的无政府改良主义，“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8]。我们知道，早年毛泽东曾向往过无政府改良主义，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总是不能成功。整个无政府改良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他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主义“事实上做不到”。当然，他抛弃无政府改良主义，赞成马克思式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包含着他对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确立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否定无政府主义原理，也同样地主要是依据于“事实”，看它能否被“证实”。他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9]。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经过近代思维方式变革洗礼的毛泽东，从传统思维中继承的注重实践经验、实事求是，与近代科学实证相结合，对于他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接受唯物史观，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五）毛泽东还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及一切有群众的地方，成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发展党员要十分慎重，注意物色“真同志”；党的组织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有铁的纪律的革命组织等建党原则。

毛泽东的这些建党思想和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创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主张，捍卫了列宁的建党原则，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

关于毛泽东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民主主义者再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记录中有详细记载，这里着重摘述他参加党的一大前后的情况。其一，“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里，虽然毛泽东把出发参会的时间记错了[10]，但他明确是“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一大就是“共产党成立大会”，这有助于厘清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大成立的还是一大之前已经成立了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时，也曾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其二，“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当事人认定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没有参会，但他们是中共一大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其三，他在1936年就把一大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其四，出席会议的“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众所周知，学术界关于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数有13人和12人的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包惠僧究竟算不算正式代表，毛泽东的回忆既强调“总共是12个人”，但又把包惠僧明确在“其他出席会议的人”之列，这给我们留下研究的悬念。此外，毛泽东还向斯诺介绍了一大前后各省党组织和中央机构的一些情况，他指出，“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这为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分布，提供了重要的佐证。[11]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历史有切身的体会。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因而“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2]。另一方面，他把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比较，指出，“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因此，他始终倡导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所谓“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3]。毛泽东坚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4]，“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15]，在她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的希望。他从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16]他在七大上，深刻总结中国革命两次成功与两次失败以及领导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经验，放眼未来，不容置疑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7]

四、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重视对中国国情的探索和调查研究,坚持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毛泽东建党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建党前,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考察研究,曾打算对旧中国的情况作分门别类的调查研究。“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后,毛泽东等一面搜集俄国革命的材料,“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并拟“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一面又以俄革命经验为借鉴,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现状和革命道路间题。毛泽东打算“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18]、利用休息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1920年11月26日,他就到萍乡安源煤矿初步了解煤矿工人的生活情形。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一批宣传材料,如《伙友们》、《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士兵的生活》等,同时又是有事实有分析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把为建党而进行调查的宣传的方针贯彻到新民学会。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信中强调:“我在外国可调查俄国及各国的情形,你在国内可调查各省情形,将人口、土地、产业、交通、劳动状况、经济、教育等列为统计”。毛泽东回信表示完全赞同。何叔衡表示:“三年以内要往国内各地调查一次。”“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场所专制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了探索中国国情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与比较,毛泽东领导的长沙小组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比较突出的。

带头深入工厂矿区,坚持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是毛泽东建党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毛泽东的主要活动就是深入工厂矿区,直接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列主义。1920年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恢复了工人夜校。他注重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先后深入到湖南造纸厂、衣店、第一纺织厂、安源煤矿等,向工人传播马列主义,发现和培养革命骨干,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为党的成立从组织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毛泽东建党活动的两个特点,代表了建党的正确方向。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了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华民族求独立和亿万工农大众求解放之必须，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的相关回忆和论述，既是研究中共创建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对中共创建的时代背景、阶级基础、具体过程和历史意义的最权威最准确的阐释。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主张的杰出代表，他所创建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是建党时期基础最好的小组之一。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建党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重视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二是深入工厂矿区，坚持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建党活动这两个特点代表了建党的正确方向。